“家族宪法不是保护家人的金钟罩,
而是禁锢特权的铁笼子。
——笼子越结实,企业越自由。”
--------- 何享健
文 | Philson ZHANG 宏诚资本 创始人 & CEO
何享健的家族宪法确实是华人企业治理的里程碑。
可以对比王永庆家族:没有家族宪法约束,三房争产直接拖累台塑转型。数据上,有完善家族宪法的企业传承十年存活率78%,没宪法的只有31%,这就是制度的力量。(麦肯锡)
实际效果看何享健的家族宪法三个关键点:一是控制权十年稳如泰山,股灾疫情都没动摇34%的底线;二是方洪波能放手裁掉七万人,证明宪法真的捆住了家族干预的手脚;最难得的是何剑锋兄妹资产差五十亿却不闹,说明收益权分配机制设计到位。
但这套体系对职业经理人要求太高。方洪波这种能扛住市值蒸发三百亿的狠角色可遇不可求,普通企业学可能画虎不成。
我们提炼可迁移的核心机制时发现,“家族成员永不任职”这条在传统家族企业可能引发地震,但“一票否决权”的设计就很务实。
大多数人可能没意识到的是,美的宪法最厉害的是把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财务条款(比如年度分红的25%强制再投资)。这比单纯写“鼓励创新”有用得多。
宪法与公司章程的绑定机制也值得强调——很多家族企业把宪法做成道德倡议书,但美的让它具有法律牙齿。
对上市公司来说,要重点解读何享健如何用信托隔离控股权和经营权。上市公司的传承最怕突发继承导致股权震荡,而美的的信托设计让控制权变更像程序切换般平稳。
家族宪法的动态迭代性也值得重视。何享健最初版本其实没有“家族办公室”条款,是方洪波接班后为处理非接班子女关系才增加的。
好的宪法得像开源代码一样持续更新。 何享健的家族宪法是美的集团传承体系的核心操作系统,其设计融合了西方法治精神与中国家族智慧,核心可概括为 “三权分立、五条铁律” :
一、权力分配:三权分立架构

所有权
监督权
发展权
二、五条铁律(违者剥夺继承权)
1. 永不担任经营层
所有家族成员 禁止进入美的集团及子公司任职
案例:何剑锋2004年退出董事会,专注盈峰集团
2. 股权禁止分割
3. 婚姻财产隔离
婚前签订 《股权收益权放弃协议》
配偶/子女离婚时 仅能分割婚后新增财产
4. 接班人唯一授权
仅 家族委员会主席(现何享健)可与董事长直接沟通
其他家族成员联系经理人 视为违宪
5. 危机干预红线
三、动态调整机制
1. 条款修订规则
需 家族委员会全票通过 + 独立顾问背书
生效后 同步修改公司章程(具法律效力)
2. 继承人教育公约
3. 独立顾问遴选
由 投资银行+律所 推荐候选人
每届任期 5年,最多连任1届

何享健为美的集团设计的家族宪章及配套治理体系,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史上的里程碑式创新。这一制度框架以制度化分权和职业化治理为核心,通过股权结构重构、职业经理人赋能、代际权力过渡机制等设计,系统性破解了传统家族企业传承中的核心矛盾,对美的集团的战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以下从六大维度解析其战略价值:
股权架构的战略缓冲设计
何享健通过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集团约 30% 的核心股权,并通过家族信托基金隔离资产风险9。这种 “家族控股 + 多元股东” 的结构既确保何氏家族对重大战略的决策权(如董事会席位提名、并购方向把控),又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(如鼎晖、融睿)稀释家族股权集中度,避免 “一股独大” 导致的决策僵化417。例如,2012 年美的集团整体上市后,公众股东占比达 40%,形成 “家族 - 资本 - 公众” 的制衡格局,为职业经理人主导经营创造了制度空间4。
三权分立的治理框架
宪章推动美的建立 ** 股东(所有权)、董事会(决策权)、经营团队(执行权)** 的现代治理结构。何享健作为大股东仅保留对董事会的战略性影响(如通过美的控股提名非执行董事),日常经营完全授权职业经理人团队110。例如,方洪波自 2012 年接任董事长后,主导了 “T+3 柔性生产”“全球化并购” 等重大战略,而何享健仅通过定期战略汇报机制参与决策,避免了创始人 “垂帘听政” 的传统困境719。
分权手册的制度化保障
1998 年出台的《分权手册》明确划分总部与事业部的权限边界,将 170 余项决策权(如产品定价、供应链管理)下放至业务单元,形成 “集权有道、分权有序” 的管理哲学619。这种 “制度管权” 模式彻底改变了家族企业依赖个人权威的管理惯性,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清晰的权责清单,同时通过审计监察委员会强化风险控制,确保放权不滥权316。
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突破性实践
宪章明确规定 “美的集团的 CEO 必须由职业经理人担任”,彻底打破家族企业 “子承父业” 的传统234。何享健从 1992 年股份制改造开始,通过公开招聘、内部培养(如 “世纪人才工程” 选派骨干出国深造)、股权激励(如 2015 年 “合伙人计划” 授予高管核心股权)打造职业化团队614。方洪波从内刊编辑成长为董事长的案例,证明美的建立了 “能力至上” 的晋升通道,职业经理人占高管团队比例超过 95%,形成 “去家族化” 的治理标杆716。
利益绑定与风险共担机制
宪章通过股权激励 + 绩效合约将职业经理人与企业长期利益深度绑定。例如,2006 年引入高盛时同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,授予高管 5000 万份股票期权;2015 年启动 “合伙人计划”,核心高管通过持股平台宁波美晟持有集团 1.78% 股权,方洪波个人持股达 2.1%,市值超 16 亿元716。这种 “金手铐” 机制既激励经理人创新(如推动库卡机器人并购、布局工业互联网),又通过业绩考核(如年度目标责任书、末位淘汰制)约束短期行为2128。
组织能力的持续进化
职业化治理推动美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敏捷组织。事业部制改革(1997 年)赋予各业务单元独立核算权,使其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(如空调事业部在方洪波带领下从行业第七跃居第一);而总部转型为战略管控平台,聚焦资本运作、技术研发和全球化布局219。这种 “大平台 + 小前端” 模式使美的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逆势增长,并在 2020 年代成功向科技集团转型(如机器人、楼宇科技业务)722。
家族成员角色的清晰界定
宪章明确规定家族成员不得进入美的核心管理层,何享健的子女何剑锋、何倩茹等均独立创业(如盈峰集团、美的国际),通过外部事业积累经验,避免内部权力斗争29。这种 “体外培养” 模式既保护了家族成员的个人发展(如何剑锋通过收购中联环境成为环保行业龙头),又防止家族干预企业决策,确保美的始终由专业团队掌舵59。
传承流程的制度化设计
宪章通过董事会换届机制和战略委员会确保权力平稳交接。例如,2012 年何享健卸任董事长前,已通过多次股权调整(如向管理层转让股份)和董事会改组(引入外部董事)完成治理结构过渡;方洪波接任后,何享健仅保留美的控股董事长职务,通过定期参加董事会和战略研讨会发挥 “顾问” 作用,避免 “突然放权” 导致的管理真空117。
风险隔离与财富保值
宪章推动何享健将家族资产分为企业股权与个人财富两部分:企业股权通过美的控股集中管理,确保控制权稳定;个人财富则通过家族信托基金(如 “何享健慈善基金”)进行税务优化和代际分配,避免遗产纠纷稀释企业股权926。这种 “企业资产独立化” 策略使美的在传承过程中未受家族内部事务干扰,持续保持业绩增长(2012-2022 年营收从 1000 亿增至 4300 亿)922。
全球化扩张的治理保障
宪章的分权体系为美的国际化提供了本地化运营的授权基础。例如,海外事业部(如印度、巴西基地)可自主决策产品定位、供应链布局,而总部通过财务预算和审计体系进行风险管控2324。同时,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国际化视野(如方洪波推动收购日本东芝白电、德国库卡)突破了家族企业的地域局限,使美的海外营收占比从 2012 年的不足 20% 提升至 2025 年的 42%924。
技术创新的长期投入机制
宪章将研发投入制度化,规定美的每年将不低于 3% 的营收投入技术研发(2022 年研发费用超 180 亿元),并设立中央研究院、海外研发中心等机构923。这种持续投入使美的在变频技术、工业软件、机器人等领域建立核心竞争力(如空调新型冷媒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),支撑其从传统家电制造商向 “科技集团” 转型922。
组织变革的试错空间
宪章通过容错机制鼓励职业经理人探索新业务。例如,方洪波主导的 “数字化创新业务”(如美居 APP、工业互联网平台)初期投入巨大且盈利不明,但董事会基于长期战略价值持续支持,最终推动美的在智能家居、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建立领先地位722。这种 “战略耐心” 是传统家族企业难以企及的,得益于宪章对职业经理人决策权限的明确保障。
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化延续
宪章将何享健的实用主义与变革精神转化为组织原则。例如,“宁可走慢半步,不能走错半步” 的稳健原则被纳入战略决策流程;“分权授权、用人不疑” 的管理哲学通过《分权手册》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得以传承719。同时,美的通过内部培训、企业文化手册等方式,将 “效率优先、结果导向” 的创业文化传递给新一代员工,避免家族企业常见的 “创业精神流失” 问题614。
职业经理人文化的构建
宪章推动美的形成绩效导向、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。例如,高管与员工共享办公空间、食堂,打破等级壁垒;绩效考核以市场业绩为核心,而非论资排辈或家族关系721。这种文化吸引了全球人才(如外籍高管占比超 20%),并支撑美的在国际化过程中实现跨文化整合(如成功管理德国库卡团队)2429。
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
宪章将企业公民责任纳入家族与企业的长期战略。何享健通过慈善基金捐赠超百亿用于教育、环保等领域,美的集团则将 ESG(环境、社会、治理)要求融入供应链管理、产品设计(如节能家电、绿色制造),既提升品牌形象,又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923。这种 “家业长青” 与 “社会责任” 的结合,为美的赢得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认可。
打破 “富不过三代” 的制度创新
美的通过宪章实现了从家族企业到公众公司的跨越,证明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摆脱对个人权威和血缘关系的依赖,建立职业化、可持续的治理体系。这种模式为方太、李锦记等企业提供了借鉴,推动中国家族企业从 “代际传承” 向 “制度传承” 升级226。
职业经理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
美的的探索证明,在缺乏成熟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中国,企业可通过内部培养 + 外部引进 + 制度约束构建职业化团队。其经验被纳入哈佛商学院案例,成为全球家族企业研究的标杆716。
传统产业转型的治理启示
美的在宪章框架下完成从家电制造商到科技集团的转型,证明传统企业可通过治理创新释放组织活力,突破产业天花板。其 “制造 + 科技 + 服务” 的多元化路径,为更多传统行业(如制造业、零售业)提供了战略转型的方法论参考2223。
何享健的家族宪章本质是一套系统化的传承解决方案,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权威取代个人权威,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组织能力而非家族关系之上。这一设计不仅确保美的在传承过程中保持战略连续性和竞争力,更为中国家族企业破解 “传承困局” 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—— 即通过股权结构优化、职业经理人赋能、代际权力制度化过渡,实现家族利益、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平衡。美的的实践表明,真正的 “百年企业” 不是依赖血缘纽带的延续,而是依靠制度创新的生命力。